由此可见，工业国家的政策同步性便可成为我们判断外汇市场走势的一个标志。如果汇率与长期汇率出现巨大偏差，或某种外汇连续猛涨或猛跌，我们就不但要判断工业国家的政策情况，而且要注意判断有关国家经济政策的同步性，而且可以从政策同步性的持续长短中寻找答案。例如，如果德国的高利率使马克持续坚挺，而美国的低利率又使美元十分疲软，那么，只要德国没有减息的打算，而美国也没有加息的期待，美元对马克疲软的情况就会维持下去。如果德国有减息的打算，而美国仍然没有加息的打算，则两国政策至少向趋同的方向发展，这会使美元对马克的汇率上升。反之亦然。如果德国有减息的意图，美国也有加息的意图，则马克对美元的汇价会迅速下跌，由于这种情况反映政府政策趋势的改变，经常会在外汇市场上导致马克对美元汇价的过分下跌，使美元坚挺，直到两国货币政策出现趋同的征兆或趋势，美元的升势与马克的跌势才有可能止住。从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美元汇率由十分疲软走向十分坚挺，部分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政策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在判断政府经济同步性问题时，期待的因素要予以充分考虑。如果政府之间的政策并不存在同步性，但外汇市场已经对它有此期待，那么，这种期待与实际的政策变化所起的效果是大同小异的。 经济政策完全的同步性在外汇市场并不多见，经常可能观察到的是经济政策的共同协调。它的目的并不是使经济政策完全趋同，而是为了稳定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例如，１９９２年９月德国减息，并不是因为德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有此需要，而是为了缓和岌岌可危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这样做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帮助欧洲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稳定它们的货币汇价。
要判断政府之间这种政策协调对外汇市场的影响，首先要分清这种让步性协调对该国经济的效益。政策协调从实际效果来看有两种，一种是对双方经济都有利的协调，另一种是牺牲自己的利他主义协调。第一种协调并不常见，因为既然于己有利，或利大于弊，又何乐不为。经常看到的是第二种被迫性协调，由于民族利益等原因，它常常不能维持很久。
因而，它会给外汇市场传递各种信号，使人们不断去判断它对外汇行市的影响，这本身有时会引起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 在判断政策的共同协调时，还要看这种协调政策与其现有的长期政策之间的关系。例如，为了政治利益的需要，如大选等，现任政府可以临时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来刺激经济，从政策的推行到引起通货膨胀又有一个时间差。对于这种政策变化，外汇市场当然会作出迅速反映，外汇价格便出现一个大起大落的局面。其他国家有时会作出相应的调整，希望能纠正外汇市场出现的波动。但是，等这种临时性的政策执行过后，如大选结束，外汇价格又会朝原来的趋势靠拢。对那些能充分认清政府经济政策变化实质的投资者来说，就能较准确地预期到外汇行市的波动规律，作出准确的投资抉择。
比政府之间经济政策直接协调次一等的协调，就是工业国家联合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一般来说，如果工业国家有经济政策的趋同性，或能在外汇市场上进行良好的政策协调，那么，如果外汇长期波动（或失衡）是由政府政策不协调引起的，这种外汇波动会随着政策趋同而自动纠正，并不需要政府共同对外汇市场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可见，如果工业国家对外汇市场进行大规模的联合干预，常意味着各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变，而且也都不愿意进行协调，其原因又常常是各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同。
对于外汇市场出现的政府共同干预，投资者应该坚持的准则是，汇率主要是资本市场的变化，即利率的变化决定的。 利率变化会导致外汇市场对未来汇率期待的变化，外汇的现货价格就根据这种变化进行调整。如果投资者仅仅根据政府干预本身来判断外汇的未来走势，就可能选择了虚假的经济新闻，或对正确的经济新闻进行错误的分析，从而作出最后输钱的投资决策。例如，如果美国的实际利率始终高于德国和日本，大量的国际资本自然会流向美国，而美元对马克和日元的汇率就会持续坚挺。在这一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投资者就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把资本从美国转移到德国和日本去，也没有必要把外汇投资从美元转移到马克和日元上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进行支持马克和日元的共同干预，是一种违背公共利益的干预，虽然会有短期的效应，但很快就会被外汇市场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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