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人们也不能绝对地从利率差来判断政府之间协调干预外汇市场的有效性。用利率差来判断外汇市场波动趋势的前提是资本要有充分的流动性。例如，如果日本对本国资本的国际流动有一定的控制，日本的利率变化对美元和日元汇率变化的影响就不会很大。其原理不难理解，如果日本政府严格控制本国公民对外汇的持有额，则日本利率的上升并不会导致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度上升。这也是８０年代以前，日元与美元的汇率并不能充分反映美国与日本之间利率差变化的原因所在。
比政府联合干预效果还要差的是一国政府单独干预。由于一国的外汇资源有限，在工业国家经济政策不协调的情况下，这种干预经常会失败。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９日，瑞典想坚持把本国货币克朗与欧洲货币体系挂钩，但由于马克在德国坚持高利率政策的影响下保持坚挺，克朗在外汇市场上被猛抛，克朗对马克的汇价迅速下跌。瑞典中央银行不但在外汇市场进行支持克朗的干预，而且把隔夜短期利率从８．５％猛增到２０％，仍没有最后止住克朗的跌势。没隔一天，瑞典被迫宣布将克朗与欧洲货币体系脱钩，任其在外汇市场自由浮动。
工业国家最不需要花大代价的政策协调方式是相互之间及时交换信息，它的优点在于使工业国家的政府不仅知道其他国家的政策变化，而且了解其他国家对本国经济政策变化可能作出的反应。这样交换信息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有时能避免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但是，它避免外汇市场波动的前提就是信息协调的准确性。事实上，由于交换信息的官僚主义程序、某些政府官员对其他国家政策的无知或错误理解，反而可能会使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换给外汇市场以错误的信号，引起外汇市场不必要的波动。从理论上判断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换比较容易，而实际上去理解就比较困难。例如，每年发表的七国高峰会议公报并不一定使外汇市场得到准确的政府交换信息的信号。又如，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２日，西方工业六国在法国巴黎开会，就稳定外汇市场达成"卢佛尔协定"，它虽然表面上只是一个政府的口头承诺，暗地里确有一个确定的干预目标，即如果美元对马克的汇率上下浮动超过１．８２５０马克的５％，对日元的汇率上下浮动超过１５３．５０日元的５％，政府就出面干预。这一浮动目标是根据对各国政策目标和经济情况决定的，但会议结束后不久，这些目标就在外汇市场被打破。这里有两个失误，一个是政府对信息判断的失误，另一个是政府对市场反应的判断失误。 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政府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经常失败，那么，在新的协调目标提出后，也不一定立刻被外汇市场所接受，原因是它在外汇市场上已经失去新闻作用。对于外汇市场上的这种现象，理论上已难以解释，而要靠心理因素去解释。不管怎样，在判断外汇市场的长期走势时，工业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是不可能忽视的。
外汇交易投资投巧（一）——基本分析（五）
政治因素
与股票、债券等市场相比，外汇市场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要大得多。当某一件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外汇行市的涨落幅度会经常性地超过股市和债券市场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外汇作为国际性流动的资产，在动荡的政治格局下所面临的风险会比其他资产大；而外汇市场的流动速度快，又进一步使外汇行市在政治局面动荡时更加剧烈地波动。
外汇市场的政治风险主要有政局不稳引起经济政策变化、国有化措施等。从具体形式来看，有大选、战争、政变、边界冲突等。从资本安全角度出发，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军事强国，其经济也仍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一般政治动荡产生后，美元就会起到"避风港"（ｓａｆｅ ｈａｖｅｎ）的作用，会立刻走强。政治事件经常是突发性事件，出乎外汇市场的意料，这又使外汇市场的现货价格异常剧烈地波动，其波动幅度大大超过外汇价格的长期波动幅度。下面选择苏联８．１９事件、英国１９９２年大选和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计划为例子，说明政治事件对外汇行市短期走势影响的一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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